湘潭市岳塘区:“村规民约”舞蹁跹
湘潭市岳塘区:“村规民约”舞蹁跹
湘潭市岳塘区:“村规民约”舞蹁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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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假期多、天气好,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(zhègè)月举办(jǔbàn)婚礼,大大小小的酒店门前(ménqián)搭(dā)着彩虹门、铺着红地毯,甚是喜庆。说到婚礼,“彩礼给多少”“嫁妆陪多少”“酒席办多少”“随礼随多少”几乎是每一对新人都必须商议的问题,自然也是不少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“彩礼”是民间风俗的典型代表,源于传统婚俗“三书六礼”中(zhōng)的第四礼——纳征。古籍有载:“纳征者,纳聘财也。征,成也。先纳聘财而后(érhòu)婚成。”与“彩礼”相对应的是“嫁妆(jiàzhuāng)”。
“礼”原本是传达情感的桥梁,如今(rújīn)却在人情(rénqíng)攀比中变了味儿。自2019年起,中央一号文件先后6次提及天价、高价、高额彩礼治理,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要求,持续(chíxù)整治人情攀比、大操大办、厚葬薄养、散埋乱葬(luànzàng)等突出(tūchū)问题。“移风易俗”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。
移风易俗要移走的是沉疴(chénkē)痼疾,非一日之功,究竟怎么“移”才能(cáinéng)“移”进人民心坎儿里?
移风易俗的“重头戏”之一整治红白喜事中的陈规陋习,说来说去(shuōláishuōqù)都绕不开一个(yígè)字——“钱”。
钱作为红白喜事之“礼”,花起来(qǐlái)有多容易?
随着(suízhe)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(shēnghuó)水平的提高,某些地区“一动不动”“万紫千红”“三斤三两”等说法甚嚣尘上,高额彩礼、高额嫁妆掩藏在各种心照不宣的俗语(súyǔ)后花样翻新、水涨船高。部分家庭为撑场面,铺张浪费,动辄数十桌宴席;一些家庭甚至举债操办婚嫁之仪,红双喜变成两头穷,两代人日子都(dōu)过得紧紧(jǐnjǐn)巴巴(bābā),因婚返贫现象屡见不鲜。
有些村里白事(báishì)也必须风光大办,宴席、喇叭、高价祭品、精雕棺材、搭台唱戏、道士法场,几万块钱流水样花出(chū)去;还有些地方更是“别出心裁”想出“剃头酒(jiǔ)”“消灾酒”“猪(zhū)下崽酒”,各种五花八门、巧立名目的宴席,其实只为收礼金。我们的钱袋子真的兜得住这样的“礼”吗?答案显而易见(xiǎnéryìjiàn)。
移风易俗的另一大“重头戏”是破除封建迷信,倡树文明、科学新风。一些人花大价钱请“大师”帮忙风水(fēngshuǐ)堪舆、挑选宝地,封建旧俗难破;一些歌舞团借红白喜事之机进行低俗(dīsú)表演,屡禁不止(lǚjìnbùzhǐ);偶有发生的恶俗婚闹,不但是对(duì)新人及其亲朋的不尊重,行为本身还可能违法(wéifǎ)。
一些传统习俗的演变相对(xiāngduì)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,异化为盲目攀比、大操大办、厚葬薄养等不良风俗,甚至成为挑拨男女对立、地域(dìyù)抨击的利器(lìqì)。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今天,这些陈规陋习(chénguīlòuxí)已经不仅是个人之困、家庭之难,也成了一个亟待引导和解决的社会问题。
纵观古今(gǔjīn),高价彩礼、厚葬风俗、封建迷信等问题其实由来已久。
婚姻作为一种至关重要(zhìguānzhòngyào)的社会关系,从古至今都(dōu)备受重视。《礼(lǐ)记》中对“六礼”的规定十分严格,《仪礼·士昏礼》中有记载:“纳征:玄纁束帛,俪皮。如纳吉礼。”这种以(yǐ)布匹、鹿皮等作为聘礼的“纳征”环节可以算作是彩礼的雏形,彼时更强调“礼”的性质。
自汉代起,彩礼(cǎilǐ)的形式逐渐货币化,金银、牲畜、布匹等实用性财物成为(chéngwéi)彩礼的主要内容,这时便(biàn)有了“天价彩礼”。东汉(dōnghàn)王符在《潜夫论·浮侈篇》中(zhōng)这样形容当时普通人家的彩礼:“一飨之所费,破毕生之本业。”更别提皇家“聘皇后黄金二万斤,为钱二万万”,花费之高令人瞠目结舌。到了经济空前繁荣的唐代,聘礼(pìnlǐ)成为判定婚约关系存在的重要物证,更使攀比之风(zhīfēng)盛行。《贞观政要》中也有对“天价彩礼”的记载:“每嫁女他族,必广索聘财,以多为贵,论数定约同于市贾,甚损风俗。”唐太宗、唐高宗(tánggāozōng)都曾试图整顿,但攀比之风难刹。细究发现,是古代的门第(méndì)观念和女性的经济地位导致这一现象在历朝历代愈演愈烈(yùyǎnyùliè)。
再说(zàishuō)回厚葬习俗。从根源上讲,厚葬习俗的(de)成因源自古人对死亡的恐惧、对一些自然现象的困惑以及传统(chuántǒng)文化中的“孝”道,认为厚葬可以为先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生存做好(zuòhǎo)准备。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和神仙方术广为(guǎngwèi)传播,厚葬之风盛行,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园自2011年考古发掘以来,共出土金器、青铜器、简牍等各类珍贵文物一万余件(套),世所罕见。后世在“以孝治天下(xià)(tiānxià)”的治国理念下丧葬习俗也是(shì)极尽奢靡,这种风气流传到民间甚至到了(le)“发屋卖业”的地步,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短暂地兴起薄葬风气。自唐代之后,厚葬的形式逐渐从贵重的随葬品转向追求繁杂奢华的送葬仪式,仍需耗费大量(dàliàng)人财物。宋元明清厚葬习俗依然普遍存在。
如今我们国家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物质生活的丰富性前所未有,男女平等也(yě)成为社会共识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,移风易俗是精神文明建设(jiànshè)的应有之义,彻底铲除陈规陋习(chénguīlòuxí)正当其时(qíshí)。
老话说,千里送鹅毛,礼轻情意重。所谓彩礼(cǎilǐ),添彩之礼;所谓丧礼,哀戚之礼;所谓喜礼,庆贺之礼。《论语·八(bā)佾篇》有言:“林放问礼(wènlǐ)之本。子曰:‘大哉问!礼,与其奢也,宁俭;丧,与其易也,宁戚。’”鲁国人林放于千年前便有此发问(fāwèn)。孔子的回答点出千年后移风易俗的精髓。让“礼”回归(huíguī)寄托情谊的本质(běnzhì),是移风易俗的关键。
移风易俗、成风化(fēnghuà)人(rén)(rén),归根结底在“人”。移风易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人民群众(qúnzhòng)日子过得更滋润,想让老百姓心理上认同、行为上效仿,就必须发挥(fāhuī)人的主体作用。一方面(yìfāngmiàn),潜移默化引导群众更新观念,帮助厘清何为生活的“面子”和“里子”。结为(jiéwèi)两姓之好的“礼”是为共同托举新家庭,与其花大价钱置办丧仪不如用心孝敬在当下。相关部门用接地(jiēdì)气的形式干接地气的工作,同时结合常态化的主题宣讲,便可(kě)让新风满村居。薛城将移风易俗故事(shì)创作改编戏曲、快板、三句半等脍炙人口的表演就十分具有借鉴意义(yìyì)。另一方面要聆听群众呼声,把移风易俗的事儿办到心坎儿上。比如想要除旧布新,就必须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“新”来替换早已过时的“旧”,今年薛城区民政局在清明节推出的“云祭扫”“鲜花换纸钱”“时空(shíkōng)信箱”等文明祭祀服务,广受市民好评;印制的《薛城白(bái)事一本通》为群众开展白事活动、享受惠民政策提供了便利。
移风易俗、成风化人,离不开软性(ruǎnxìng)约束和硬性制度。农村(nóngcūn)是(shì)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的重点区域。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,村内的伦理规范对村民具有很强的约束力。各地的实践表明,移风易俗不能走极端,采用制定村规民约、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柔性治理方式是上上之策。这种方式既尊重了村居生活习惯,又发挥了党员干部的作用,不易引起群众反感。譬如薛城将婚丧(hūnsàng)改革等移风易俗工作纳入村规民约,明确奖惩措施(cuòshī),全区各村、社区实现村(社区)红白理事会100%全覆盖,民政部门定期对红白理事会成员进行培训,引导红白理事会成长为(wèi)移风易俗的重要载体;台儿庄区邳庄镇健全移风易俗积分制,以(yǐ)“有形实物”强化“无形引导”。此外,法律法规层面的硬性约束必不可少(bìbùkěshǎo)。今年2月(yuè)1日起(rìqǐ)施行(shīxíng)的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(sīfǎjiěshì)(二)》回应了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等问题,5月10日起施行的《婚姻登记条例(tiáolì)》增加了“治理高额(gāoé)彩礼,倡导文明婚俗”等内容,为高额彩礼戴上刚性“紧箍咒”。
移风易俗、成风化人,必须春风化雨、久久为功。持续不断的(de)科普宣传和深入推进的移风易俗成效显著,从社会整体(zhěngtǐ)来看,红白喜事新办简办、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已在(zài)乡村蔚然成风。当然,我们也要看到大操大办抬头、封建迷信(fēngjiànmíxìn)反潮的现象仍旧存在。千年风俗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(yícùérjiù),移风易俗是场(chǎng)持久战,重在常抓不懈,既要消灭陈规陋习赖以存续的现实土壤,又要形成常态化机制防止(fángzhǐ)其抬头反潮。例如,薛城区民政局(mínzhèngjú)充分发挥婚姻登记中心、殡葬服务机构、村居爱心食堂、地名宣传牌等(děng)民政领域宣传阵地作用,开展婚姻殡葬领域的政策规定、文明新风(xīnfēng)、亮点特色等宣传,积微成著、润物无声;再如,台儿(ér)庄区邳庄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(站)、党建服务中心等服务阵地,创新“廊亭宣讲”“板凳课堂”等宣传形式,在唠嗑儿、拉呱中用文明科学新风吹散陈规陋习雾(wù)霾。
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全面推进乡村(xiāngcūn)振兴意味着村民的(de)物质生活将(jiāng)更加富足、精神生活将更加丰富,而风俗势必要随着发展的步履不断革旧鼎新,并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。移风易俗,永远(yǒngyuǎn)在路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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